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这场十年动乱，不仅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主要的是在人们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在人的道德观念、人的信仰和相互关系上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就是现在，人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这真是难以忘却的伤啊！

十年动乱把中国自己的孤立起来。结束动乱的中国急需与外界接触，要了解世界，更需世界了解中国。于是，向许多国家发出了来访问中国的邀请。希腊是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于1978年派出了以总理府新闻外事部主任为首的新闻代表团。

                       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希腊新闻代表团

代表团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由讲希腊语言的翻译陪同，因为代表团成员中有懂英文的、法文的、意大利文的，只有希腊文是都能接受的共同使用的语言。中国接待单位是新华通讯社。按理说，这是国内外语人才最多的单位，但是，这里也没有希腊语。怎么办？这时，领导阶层想起了1968年下放劳动改造的那批留学生，其中就有希腊语。正好在新华社外事局工作的有一个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的老同学，他推荐了我。这样，我到了北京。成了希腊新闻代表团访华的翻译。

那是中国和希腊在1972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个来访的希腊新闻代表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先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新闻代表团。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北京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1983年后成为国家副主席）的亲切接见。我陪同代表团访问了北京、长沙、韶山、广州、上海和南京等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地方政府最高地方领导接见。在一系列访问和会见中，我的翻译是很成功的，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政府，都对我的翻译给予肯定，希腊的新闻代表团成员们对我更是褒奖有余。这有赖于在我码头上与希腊船员常年接触不断的磨练。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对希腊船员宣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大好形势。对于一些常见的宣传语言我背得很熟。所到各处的接待中，除了介绍本地情况外，对外宣传基本上是一样的。作为一个翻译，对那些耳熟能详经常重复的用语，一定要滚瓜乱熟，就像储存在电脑里一样，只要说出头一个字，你就能反应出整个句子，翻译起来就流利顺畅。

                          本文作者陪同希腊新闻代表团参观长城

莫尔菲斯，希腊总理府新闻处主任，回国后了解中国常驻希腊记者的情况，指示要给中国记者提供一切方便。后来，当我被调到新华社担任驻雅典分社记者时，他首先宴请我，召集了各主要新闻媒体负责人作陪，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于1991年病故。

瓦索斯·瓦西里乌，著名专栏作家，议员。1978年6月初开始连续在电视台开辟“今日中国”专题节目。我记得当时访问上海时，在市领导举行的宴会上，他致辞有这样几句话：“古代丝绸之路从中国通到地中海。今天，我们几个希腊新闻记者买了几块中国丝绸带回国，开辟了希腊—中国两国新闻工作者的丝绸之路、友好之路。”他正式本着这个精神在节目中客观介绍中国的。可惜他于1991年病故，没有看到中国现在的一个倡议全球性经济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不然他会有什么样的评论啊！

哈里斯·博斯博莱利斯，希腊《论坛报》总编。回国后连续10天在《论坛报》上发表访华观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言语表，见于报。他对我陪同他们当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帮助是简化称呼。他首先简化人名，希腊人的名字本来就长，中国人发音又有困难，介绍很困难，闹出很多笑话。于是他提议，按中国人习惯，他本人叫“老哈”，主任叫“老莫”，我叫“小李”，以此类推，去掉职务和先生前缀。第二，每到一地，介绍时，总要说“这位是革命委员会主任” 或者“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文可以用“革委会主任”或者“革委会副主任”简化，是五个或者六个音节，用希腊语则要用16个或者18个音节，每次都重复。他提议，直接说主任或者副主任，他们都明白是“革命委员会的”。一下子就节省了十几个音节，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常挂在嘴边的词汇。我记得在新华社社长穆青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先自我介绍“我叫老哈。”穆青马上回答：“我是老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他送给穆青一把裁纸刀，说：“愿我们常来常往，经常通信，你用这把刀裁开我给你的信。”他那天特别动情，对穆青说：“毛主席领导中国红军长征时，我还是个孩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是个青年。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开始变化，我争取活到2000年，看到中国实现现代化。到时候再来看你。”我到希腊后，我们经常见面，他多次帮助，就连我开车违章停车牌被摘掉，每次都是通过他的关系要回来。我每次回国休假，他都要问候穆青，带点小礼物。中国书法家李铎先生还为他题写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条幅。可惜的是他没能活到2000年，穆青也于2004年去世。两人没有能再见面，只留下了中希两国新闻工作者的一段友谊佳话。

          老哈河穆青（均已过世）

杨尼斯·齐里莫科斯，《卫城报》专栏作家，著名惊险小说作家。他因为患病没有和其他成员同时回国，留在北京住院治疗。我陪同他在医院住了20多天。分别时，他对我说：“我爱中国，从来没有感到爱的这样深。为了表示感谢，我把我所有的惊险小说版权赠送给你，如果可能，你把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算是我献给中国读者的礼物。”他回国后还经常联系我，1979年我到希腊还没有来得及看他，他就因为脑癌去世了。在他的葬礼上，我含泪默默保证：“我一定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发行。”后来，我利用业余时间，把他的以反映希腊人民保护古迹和外国倒卖文物贩子进行斗争为主题的惊险小说《圣山历险》译成了中文，先后在一些报刊连载，后来被几家丛书选用，完成了他的心愿，也算对他在天之灵的一点慰藉。

玛利亚·卡拉薇娅，专栏女作家，年轻漂亮，我们称呼她“小马”。少言语多提问，善思考。有一次，她和老哈在前面走，当地陪同官员问我:“你看今天安排的项目够了吗？我回答说你们安排得很周全，太好了。他很客气，还问：“还安排点别的忙。”我赶紧回答：“足够了，够了，够了！”玛利亚回过头：“哎，小李，你们在谈论我们的屁股吗？”我赶紧解释。原来，希腊语中“够了”发音是屁股，我说“够了”，她误以为说的是“屁股”。从此我们又有了新的笑料。老哈说：“小李，你今后把希腊语和汉语这些发音相同的单词整理出来，可能很有意思。”小马回国后写了一本书《中国，一丝微笑》。这位善于观察生活的女作家，在访问中到处捕捉中国劳动妇女的身影，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她访问时人民公社还存在）到工厂的纺织女工，看到了在困难时期中国人被压抑后露出的笑容，尽管是“一丝”，她看到中国的希望，一丝微笑预示一个国家伟大的未来。我到雅典后，她把这本书赠送给了我。我们保持联系。

瓦西里斯·尼科洛布洛斯，《新闻报》总编，被称为希腊新闻界的“常青树”，直到我1993年离开希腊前，他经常和我保持联系，对我的采访提供了很多帮助。就是现在，他还经常打电话来问候。

                                                    扬尼斯赠送给作者的部分作品

哎，我这些初交的希腊新闻界朋友们，大部分都已经离去了。他们当年的声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时时浮现。我在希腊担任希腊社记者期间，他们对我的帮助太多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