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时，经常会想到年轻时代的事和人。尤其那些难忘的事和难忘的人。我用希腊语在天津新港工作的10年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这是两张70年代的黑白照片，不知道翻印出来是不是清楚，但是，我相信，只要照片里的人或者他的家人看到，一定能够认出来，假如他的家人或后代能跟我联系，那将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

                                              库库里尼斯在婚礼上

                                                  马尔克斯在婚礼上和新娘跳舞

大约在1970年左右，一天傍晚，我在海员俱乐部值班。晚上10点，从海员餐厅传出来一声大叫：“不好，杀人了！”我赶紧跑过去，发现一个希腊船员倒在桌子旁，胸口流血，脸色苍白，周围几个同伴手忙脚乱给他急救，有的往伤口处倒白兰地酒，有的用餐巾给他捂住伤口。那时中国还很落后，没有多少汽车，私人轿车根本想都没有人想过。塘沽和新港唯一的交通联系是公共汽车。那个钟点早就停运了。根本没有出租汽车。好在我们海员俱乐部有专为外国海员服务的车队，我马上叫来一辆国产的“红旗”轿车，把伤员和他的一个同伴拉上，往医院奔跑，那时可没有现在堵车这一说。同时我请另一位同事给医院打电话，请他们做好准备。因为那个钟点医生们都下班了。

那时由于外国海员比较多（最多的是希腊海员），在塘沽医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海员门诊部，与当地居民分开，专门接待海员，这也是给海员朋友的一个特权吧。新港海员俱乐部位于码头上，医院在塘沽区市内，相距差不多20公里。 我们很快抵达了医院。医务人员已在待命，马上把伤员推进急救室。

我记得这位伤员名叫库库里尼斯，是一艘希腊船上的三车。那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海员餐厅就餐时，突然邻桌的一个菲律宾籍海员冲过来，用餐刀对他胸部猛刺起来。结果三条肋骨骨折，刀穿破了胸肌隔膜和肺，不停流血。

几个小时后，急救完成。据大夫介绍，这位希腊朋友真是命大。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赶到医院，他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的。现在，命是保住了，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感染，需要特别护理，24小时监控。我们把三车推入特护病房后，天已经大亮，陪同来的希腊人离开了，因为他要在船上当班。我陪在病房里，和医生护士一起看护病人。

我记得这位库库里尼斯先生个子高高的，瘦瘦的，人很温和，很有忍耐力。无论多么痛苦也不喊叫，不抱怨，跟大夫配合得特别好。

菲律宾海员被逮捕，进行了一次公开审判，希腊驻中国大使馆派领事部专员参加旁听，我陪同当翻译。那个海员受到了法律制裁，被驱逐出境了。

我也像病人一样，吃住在医院里，每天我陪同他检查，打针，输液，吃药……只要他精神好，想说话，就向我讲述他的家庭和他当海员的经历，我们成了好朋友。一个半月后，身体开始恢复，吃饭也多了，感觉有劲了。他开始想家，非常想出院，想回到希腊去继续治疗和休养。开始，大夫不同意，因为他的身体还不能长途旅行。后来，他反复要求，医生只好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有人陪同。于是，我们跟他家里的人联系，他的哥哥（我记得叫马尔克斯）从希腊来到中国，也和我们住在医院里。办完各种手续后，我和一位医生陪同他们到了北京，带足了药品，千叮咛万嘱咐，把他们兄弟送上了飞机。“一路平安！”是我们临别的祝福。

过了几个月，我接到库库里尼斯一封信，说他已经从希腊的医院出院，恢复得很好，对中国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又过了一段时间，还给我寄来一本希腊语大字典，我一直使用了近30年。我作为珍贵礼物保留着。但是，我没有回答他，因为那个时代，我们不能自由得跟外国人通信来往。接到信要汇报，写信要请示。因为当时有一怕：怕有人把国家机密泄露给外国人。

再后来，不记得什么时间了，我收到了这两张照片。告诉我他已经结婚了。一张是他在婚礼餐桌上，另一张是他兄弟马尔克斯在婚礼上跳舞。由于上述理由，我仍然没有回信。这两张照片已经褪色，我还是珍贵的保存着。不知道库库里尼斯和马尔克斯现在哪里，他们还好吗？他们也是老人了，我很想念他们。但愿他们能看到我写的文章，在生之年能和我再联系上。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我的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非常自由，可以随意和外国人随意书信来往了。上帝保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