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把一件难事的开头形象地说“万里长征第一步”。学习希腊语言对我来说就是“万里长征”，而且是一辈子走不到头的长征。我们常说“万事开头难。”而我的体会是，学习希腊语言开头难，步步难，越学越难。对我来说，希腊语言就是一座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金山，永远是挖不完的。我从来不敢说我学会了希腊语（到死我也不敢说这句话），我只能说我知道一些希腊语，能听明白，能讲明白，能翻译明白。这绝非谦虚之词。更何况在我学习希腊语言的道路上，到处碰到坑坑坎坎……多少次面临坚持下去还是放弃的选择。

                                         上山下乡运动（网络资料图）

1968年，又是一次大学毕业前，国内下来命令，让我们这些当年到各国留学的学生们终止学业，马上回国参加国内正在开展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真叫“史无前例”，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我们，半途终止学业，回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和再教育。所谓再教育就是改造思想。那时，国家对所有知识分子的评价是“资产阶级思想熔化在了他们的血液中”，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发的改造。”唯一的办法是到农村到工厂去，接受农民和工人的再教育。

于是，我们那批1964年出国留学的学子们都被送到工厂和农村去，开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许多人放弃了已经开始学习的外语。

希腊语言给我们五个学习希腊语的人带来好运气。那个年代中国只抓革命不管生产，对外进出口贸易没有自己的航运船队，希腊船队承担了这个任务。所以，中国各个码头都有希腊船。港口非常需要希腊语人才。就这样，当他们听说北京有一批要下基层劳动改造的希腊语人才时，就不管他们的血液里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到北京要求下放到他们那里去。结果我们5个人中两个到了上海。一个叫王培荣，到了上海港务局，1972年中国和希腊恢复外交关系后，他被派到希腊，成了中国驻雅典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另一个是胡文瑜，成了希腊海员经常光顾的友谊商店售货员，不幸年纪轻轻的就因病早早过世，她临终的最大遗憾是学了一辈子希腊语却没有看到希腊是什么样。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到了天津新港码头。其中肖卫强到港务局担任港务监督工作，后来提升为领导干部，彻底放弃了希腊语。我和郭素琴在国际海员俱乐部。郭素琴在文化大革命后被调到北京，在中联部工作。

我后来转到外轮供应公司，主要为希腊船员服务，船员们称我为“食品供应商”，有时也担任各种会见的希腊语翻译。

                             天津海河码头

我们为了形容一件意想不到的好命运或者好事情，常常说“天上掉馅饼”。我到码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砸到了我头上。在地拉那大学的学习只是奠定了希腊语的基础，通过在码头的10年和希腊船员的接触，我提高了学习希腊语的水平，无论口语和阅读能力都前进了一大步。如果说阿尔巴尼亚希腊族教授是我学习希腊语的启蒙老师，希腊海员则是我10年语言学习实践的老师。我也更进一步认识到希腊语的难。

希腊船的需要非常广泛，从基础物资供应（包括生活日常用品到船用机械），到看病，到城市里去旅游观光……书到用时方恨少，工作中才我发现我的词汇量少得可怜，必须从头学起。所以，我就拿了一个小本子，不知道的单词就问希腊人，记在本子上，一次一次复习，背诵。从船长、轮机长到水手……都是我的老师。我亲身体会到到，希腊语实在太丰富了。举一个例子，到医院去看病，几乎所有科室的英文名称都来自希腊文。当时没有希腊-汉语字典，很多单词是通过英-希字典或者俄-希字典查找的。据语言学家巴比尼奥蒂斯先生考察，在英语韦伯斯特词典里的166.724单词中，估计有35.136个单词字是希腊语或由希腊语派生出来的。

                                             李成贵与希腊海员

再一个困难就是口语发音，我们的教授是阿尔巴尼亚籍的希腊学者，讲的是标准的学校语言。到了码头上，除了高级船员受过教育，一般船员，水手、木匠、电工、厨师、服务生等等，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来自希腊不同的地区，尤其有些小岛的海员，地方方言很多，开始时，对方明明在讲希腊语，可是我却不明白他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请希腊人给我当翻译，把我不懂的希腊语翻译成我能听懂的希腊语。 

要想提高希腊语言水平，只靠交流和积累单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但是，在那个年代在中国要找到希腊原文的著作根本不可能。这又要感谢希腊船队。有些希腊船有图书馆，有些船员自己也带一些书，他们读完之后往往扔掉。凡是我能得到的书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

这些都大大帮助了我希腊语言的熟练和水平的提高。